一个新利维坦的诞生丨威廉·麦克尼尔

选自:《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0)

当世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代表著作有《西方的兴起》《世界简史》《瘟疫与人》《竞逐富强》《人类之网》《追寻线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威廉·麦克尼尔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推行军队现代日常操练的主要人物是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即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1567—1625年)。从1585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荷兰和泽兰的总督(captain-general),此外他还曾兼任荷兰其他省军队的都督,任职时间长短不等。莫里斯受过大学教育,专业是数学和古典学。他面临在低地国家和西班牙人作战的难题,就到罗马历史中去寻找样板,并努力从维吉提乌斯(Vegetius)、埃利安(Aelian)以及其他古典作品中汲取军事技术精华。

莫里斯亲王对罗马前人并不盲从,然而他强调了三件在他以前的欧洲军队中不曾普及的东西。一是铁铲。昔日的罗马士兵习惯于用临时修筑的土墙来加固营地。莫里斯也筑土墙,尤其是让士兵在包围敌占城镇或堡垒时挖壕固守。在他那个时代以前,欧洲军队并不重视挖土筑墙。在墙后躲避危险或打洞藏身意味着怯懦。军队通常依靠从附近招募的劳工来完成大部分他们认为必要的掘土挖壕工作。然而,对莫里斯亲王的部队而言,铁铲比刀剑或滑膛枪更有威力。围城部队有计划地挖壕筑墙保卫外围防线,可以防御敌军的解围援兵进袭,同时又不放松围城。莫里斯的军队遵循这一方式围城,受到守城敌军的火力杀伤就比较小。同时,坚持掘进,日益接近守敌的壕沟和城墙,直到可以发起最后的冲击。围城变成了一项工程,即搬移大量土方,挥铲挖土成了围城士兵的日常工作。那样沉重的劳动有一种附带的效果,即几乎扫除了懒散习气和放荡行为,而以前解围要塞据点的军队通常以此作为娱乐消遣。事实上,莫里斯亲王极力反对游手好闲,他的士兵不挖土时,就忙于操练。

在罗马做法的基础上发展的系统操练是莫里斯的第二项,也是最重要的革新。他强制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长矛兵则必须练习在行军中和战斗时的持矛位置。这种训练并非前所未有。军队总需训练新兵,但以前的教官们认为,一旦人人学会了使用武器,训练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种想法不无道理。莫里斯和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做法要系统得多。他将火绳枪相当复杂的装弹和射击动作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由于士兵们动作的时间相同,节奏一致,每个人都能做好同时发射的准备。这样,齐射既容易又自然,对敌人的队伍造成了一种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士兵们装填和发射的速度更快,忽略任何重要步骤的可能性也小得多。结果,火绳枪比以往任何时候效率都要高。因此,莫里斯按照长矛的比例相应地增加了的数量。

他还使部队正规化。训练士兵步伐整齐,就可以训练整个单位的士兵按照规定的方式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将纵队变成横队,再由横队变成纵队。莫里斯亲王的操练中最重要的动作是反向行进。一排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在发射完毕之后,从站在他们后面的两列士兵中间走过去,到队伍后重装子弹。同时,下一排枪手进行射击。如果经过练习,并且有适当的排数,那么,当第一排枪手重新装好枪弹,其他各排也都已发射完毕并后退就位时,第一排枪手就能够毫无障碍或毫不耽搁地开始第二次齐射。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单位就能像演出动作经过精心设计的军事芭蕾舞,连续快速地进行一连串的齐射,敌人还没有从第一次火力中清醒过来,另一次齐射就又命中了目标。这里的窍门在于选择时机,同时还要防止士兵们在背向敌人到队列后重新装弹时逃离战场。反复进行训练,使每一个动作都达到半自动化的程度,就能把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大批军官严格地监督普通士兵也是使反向行进实际可行的必要措施。在一切都按照意图进行时,效果就十分惊人了。

莫里斯的第三项改革使操练更加有效,而反复操练反过来又提高了改革的实效。他仿照古罗马军团的支队形式将军队划分成比往常更小的战术单位。一个营为550人,营再划分为连和排。划分成这样的小单位,操练起来很方便,一个人的口令就可以控制所有士兵的动作。在这种小单位里也能够建立起从指挥官到刚入伍的新兵之间的个人联系。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灵活行动,既能独立行动,又互相配合,因为一个明确的指挥链条从指挥整个战役的将军一直延伸到指挥一排一列的军士。至少从原则上讲,指挥系统中的各级指挥官都执行上级的命令,将命令传达给合适的下级,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具体说明。

这样,军队就成了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互通声气的有机体,因而能对意外情况做出灵敏的、比较明智的反应。每一个动作在准确性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各营在战场上的运动乃至士兵在射击和行进时的单个动作都可以加以控制,也可以预期,这是以前未能做到的。一个训练有素的作战单位,每个动作都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能够增加战斗中每分钟射向敌人的子弹数量。单个步兵的灵巧身手和坚定意志几乎已不起作用,个人的勇敢和胆量在不可更动的例行常规面前也几乎完全消失。戎马生涯呈现出新的面貌,军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莫里斯式训练的部队在战役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甚至在最执拗的军官和绅士中间,昔日非正规的英雄式的军事活动方式也逐渐消亡了。

战斗中的高效率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训练精良的部队在守卫城池和围城时所表现出来的比以前更高的效率。说到底,士兵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准备和敌人的对抗中度过的。对早期的军队来说,如何使军队在等待时不变得烦躁不安和难以管教始终是一个难题。在越野行军中,这个难题能够迎刃而解,但是当军队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连续几天或几个月无所事事,就很可能士气低落、纪律涣散。一天几个小时的操练很容易组织,效果明显,又很容易实施,因此守卫部队的纪律就容易维持。

这种每天重复的操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对此,莫里斯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即使有所理解,恐怕也还是模模糊糊的。当一队人的手臂和腿部肌肉长时间地一致活动时,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原始有力的社会联系。这或许是因为大肌肉一致活动,会引起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性共鸣。也许在我们那些还没有成为人类的祖先会说话以前,就围绕营火跳舞,来表述他们在狩猎中做过的和下一次将要做的事情。这种有节奏的动作激起强烈的伙伴之情,使武器简陋的早期原始人也能攻击并杀死大型猎物,能够有效地合作战胜强大得多的敌人。我们的祖先凭借舞蹈动作,由声音信号和指令作为补充并最终实现自我控制,从而攀升到食物链的顶端,成为肉食动物中的最强者。

莫里斯和他以后数以千计的欧洲教官们发展起来的军事操练直接利用了这个社会性的原始源泉。尽管操练看起来似乎重复单调,却把往往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各种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甚至在生命显然处于危难的紧张时刻也能服从命令。过去狩猎的人群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就曾依靠服从与合作求得生存。因此,可以推测,无数代的自然选择已经把人类采取这种行为的自然倾向提到了很高的程度。这种自然倾向长久地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又时而隐现,且迄今如是。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军队也曾利用这种本能把他们的军民结合在一起。城邦独特的紧张热烈的政治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现象。因此,当莫里斯回顾了罗马军团的做法,更改他们的操练方式以适应他那个时代的需要时,其实是将他对军队的管理方法嫁接到古老且久经考验的欧洲传统之上。

所以,新的操练方法是利用文学传统开发人类强烈的感受性(susceptibilities)。军事单位成了一种专门化的集体,其中,新颖的、标准化的、面对面的关系成了传统的社会组合方式的有效替代品,后者伴随非个人化市场关系的日渐扩散而在各地都趋于消失或至少受到了挑战。因此,训练精良的排和连组成的人为社团能够取代,也确实十分迅速地取代了往常那种按武功和地位形成的等级。而在骑士精神盛行的时代,正是这些等级构成了欧洲社会的形态,并赋予其地方性的防御力量。

到路易十四时代,常备军鼓励士兵长期服役或重新服役,士兵之间的社会性联系进一步加强。士兵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就有可能在军中服役很多年,和长期相处的战友患难与共。这些战友的消失往往是因为阵亡而不是主动离职。这样,集体精神就牢固地树立起来,小的军事单位被改造成了有效的基层社团。

上面已经提到,14世纪时,作为军事行动基础的基层社团崩溃,从而令意大利开始采用雇佣军制。两个世纪以后,欧洲的教官们在所有技术熟练的部队里成功建立了人为的基层社团,这是因为几个星期的操练树立了集体感,甚至在过去孤独的个人之间也是如此。通过这种方式,在欧洲军队内部激发起来的感情气氛反过来又缓解了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从一种基层社团过渡到另一种新建的基层社团给军队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训练严格的军队通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所处的社会隔绝,从乡村直接招募来的新兵只需很短的心理适应过程即可融入连、排等人为的基层社团。操练迅速而可靠地将约定俗成的敬服改造成规章条文所规定的敬服。因此,军队是很容易更新的,同时,在一个比以往更彻底的城市化、金钱化、商业化和官僚合理化的环境中,保持了“老式的”价值观和态度,即乡村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种对立面的结合,或看似对立面的结合,成为前所未有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遵守上级制定的规章成了常规。这不仅是因为士兵害怕违反纪律会受到严厉处罚,还因为普通士兵从不假思索的盲从和仪式化的日常军事训练中得到了真正的心理满足。对鲜有自豪感的成千上万的军人来说,有一种真实可感的东西成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团队精神。那些没有归宿的人找到了一个体面的避难所,可以避开那个买卖盛行,从而令缺少必要的金钱上的克制、狡狯或远见卓识的人难以生存的社会。一个按照官僚组织的方式建立和控制,并以深厚、稳定而强烈的人类感情为依托的人为团体出现了。在政治家、外交家和国王们的手中,它是多么有用的工具啊!

事实上,一旦操练成为欧洲军队的日常经验,其威势定然不同凡响。作为欧洲人的后代,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的行动视作理所当然,而不会产生应有的神奇感。然而,设想一下两军摆开阵势对垒,相距几十码互相开枪射击,周围战友们有的阵亡,有的受伤,而射击持续不断,这画面多么令人惊讶啊!无论从本能还是从理智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都是无法理解的。但18世纪的欧洲军队在这样做的时候却认为理所当然。

军队各单位以几乎相同的准确性服从看不见的上级的命令,无论上级是在最近的山顶上,还是在半个地球以外。这种情况同样异乎寻常。成千上万的人本来没有明显的个人利害关系需要互相斗争,反而出于明显的个人动机,总希望处于对方的火线之外。然而这些人却遵照命令行事——这对他们而言已成常规。结果是,按官僚方式任命的军官,无论本人才能如何,也无论被派到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几乎都肯定会要求下级自动地服从命令,并且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这样一个新利维坦的诞生——虽可能有一半是出于无心——无疑是17世纪的主要成就之一,这一成就的显著程度不亚于近代科学的诞生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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